看陈平原之大学史，予谓一词足以当之：曰孤军深入。大抵做学问者，不可不深，不可太深。不深者，所谓肤浅；太深者，不免孤独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的孤独。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的孤独；春日解鞍芳草岸，花无人带，酒无人劝，醉也无人管的孤独。以及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之树灰色的浮士德式的孤独。平庸如我辈，作学问不喜欢太热闹，却也受不得太冷清，无人喝彩。倒不为虚荣，而是不免缺少自信，跑出来这么远了，四顾无侣，不免悲从中来，念天地，伤来者，且不知其社会价值当几何？悲剧在于，这辈子在作下辈子的事，绝学可悲，孤学亦可悲。寅恪大师犹有“吾侪所学关天意”的自信，可这陈平原，所为何事来？相当一段时间，翻来覆去，我找不出他对这大学史的笃厚兴趣来自哪里。一般迹象却也明显，比如为北大百年校庆。但我总不信这样的原因会驱使他如此投入，缒险凿幽。我们读《气球、学堂、报章》、《中国大学百年》等带浓郁考据意味的文章，不禁感慨系之：其险也若此，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？如陈之专业就是治中国教育史，则也不奇怪，虽然他在此一域的积累与卓识也足令人惊叹，但在我看，陈于此毕竟是反串，而执着如此岂非走火入魔？原因何在？表面看，迷恋，无可救药的迷恋，陈所患乃真学者所易犯的“爱智癖”，但求真、知而无功利。鲁迅曾说：“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，扩脑海之波澜，扫学区之荒秽，因举其身心时力，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。尔时之科学名家，无不如是，……试察所仪，岂在实利哉？”。陈本“多事”而“贪玩”，大易坠此魔道。然而鲁迅又说：“故人有谓知识的事业，当与道德力分者，此其说为不真，使诚脱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识是依，则所营为，特可悯者耳，……盖科学发见，常受超科学之力，易语以释之，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，古今知名之士，概如是矣。”（《科学史教篇》）其实往深层看，陈的“好玩儿”，表面现象也，同许多大家，迷恋背后有大情怀，如一粒“铜豌豆”。还是那个余杰，在评价陈独秀作文字学研究时，有一句话搔到痒处：“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？……但知觉告诉我，陈氏的选择决非偶然”。（《火与冰》第236页）
陈在与本书颉颃上下的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一书中，已呈本领域研究的王者相，本书《中国大学百年》诸篇颇具形上意味，它从横向（发达国家）、纵向（中国传统），这一比较教育的框架中映照今后教育路径，其“问题意识”之沉痛剀切，其应对思路之登高望远，比之今日“应试”、“素质”之腾嚣众口，实胜出多多。陈是从学术史、学制史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，述往事思来者。举世滔滔，陈却在此灯火阑珊处布下一旅哀兵，因为教育本是最能观察文化症结之所。陈在《中国大学百年》中说：“也只有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里，有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，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。”“百年中国大学，值得说的，实在太多了。……在这个意义上，作为学术课题的‘大学’，不仅仅属于高教科研所，而是属于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。”陈之多事，一至于斯！
陈在《后记》中好意告诉我们：“不妨以泰然、坦然心境去迎接新世纪的太阳”。说一说罢了，有他陈平原君终日忙碌在前，恐怕我们总会有事要做，闲不往的。
